1976年，“四人帮”垮台以后，邓小平尽管第三次被打倒，但仍未重回工作岗位。这时候，叶剑英立刻就跟华国锋说，得赶紧给邓小平恢复名誉，让他重新工作。
在会上，叶剑英直接了当地讲：“我觉得可以让邓小平出来干活了，咱们在座的各位，不至于会担心他吧？邓小平重回政治局，开始工作，他也不会故意找咱们麻烦吧？”
不过，经过多方面权衡，当时负责中央事务的华国锋觉得时候还没到，就决定先把事情缓一缓。华国锋讲：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这事儿，得等它自然成熟，就像瓜熟了蒂会自己掉，水流多了渠自然成一样。
对于这事儿，叶剑英也表示赞同，他说：小平同志确实是要出来工作的，但得稍微晚点儿，车子转弯要是太猛了，容易翻车。
当时，公开的说法主要是集中批判“四人帮”，并连带地批评邓小平。
1977年1月起，老百姓想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声音，是越来越响亮了。
1月6号那天，老百姓就开始贴大字报，批评“四人帮”，同时点赞邓小平之前整顿工作做得好，大伙都盼着邓小平能重新出来领导大家。这事儿一传开，全国好多地方都挂起了类似的横幅，大家伙要求邓小平复出工作的声音，那是一浪高过一浪。
不过华国锋还是觉得时候没到，不能急着“马上行动”。
邓公准备重新出山那会儿，不少老同志都行动起来了。当时管着新疆军区的杨勇司令员，也是忙前忙后到处跑，想给邓公复出拉点帮手。
杨勇抽空去了趟广州，他的老朋友，广州军区的头儿许世友，肯定得请他一家来家里搓一顿。
许世友请客有个规矩，那就是来吃饭的人，不管是谁，都得陪他喝两杯。但杨勇，因为身体原因，得了过敏性肠炎，一滴酒都不能沾。这次许世友居然没劝酒，还挺体谅地说：“你喝不了，那我来干。”
杨勇这次来找许世友，主要是想争取他的支持。许世友是广州军区的头儿，在党政军里威望很高。要是他能站在邓公这边，那邓公再次出山就更有底气了。
可杨勇还没琢磨出咋说，许世友就直接讲了：“我把部队都带到山上去搞野外训练了。”
杨勇一下子就懂了许世友的想法，他这是在用实际行动表示支持邓小平重新出山。
许世友站在邓小平这边，这其实挺自然的。毕竟，他对老上司邓小平的情况心里门儿清。
全面抗战一开始，许世友就当上了129师386旅的副头头，邓小平，他是129师的大政委。许世友心里清楚，只要邓小平能重新出来掌舵，咱们国家肯定能走上正道。
之后，杨勇在许世友的陪伴下，多次与广州军区的老战友碰了头。老战友们都说，邓小平再次出来担当重任，那是真真正正对党和咱国家负责。
老一辈的革命家，像叶剑英、许世友、杨勇他们，费了好大劲，终于让邓小平在1977年7月重新回到了领导岗位。有了邓小平的带领，中国就迈进了改革开放这个全新的重要时期。
可以说，在邓小平再次重返政坛的重要时刻，许世友确实帮了大忙。
1985年快过完1月那会儿，邓小平路过南京，说想去瞧瞧许世友。许世友一接到消息，乐坏了，立马说要自个儿去火车站接他。
邓小平对接待的同事说：“许世友虽然年纪比我小几岁，但他身体不太好，加上现在天气这么冷，咱就别让他来车站接咱了。”
邓老了解许世友喜欢品酒，所以特意为他准备了一瓶1980年产的茅台。他俩坐在一起，聊了好长时间，很是投机。
1985年10月22日，许世友将军离世了。没过多久，一份关于他希望能以土葬方式安息的申请就送到了北京。
中央的大佬们和军委的头头脑脑们看了报告后，都犯了难，不知道该咋回复。琢磨来琢磨去，最后还是决定把这事儿交给邓小平来定夺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大部分中央领导都选择了火葬，但任弼时是个例外。许世友，他因为革命没能好好照顾母亲，心里总觉得亏欠。所以，他有个心愿，就是死后能埋在母亲坟旁边。因此，他一直没在火葬同意书上签字。有一次，许世友很认真地跟毛主席说：“等我死了，我不想被火葬。”
毛主席那会儿没给出明确意见，这事儿就一直搁置到现在了。
邓小平心里挺纠结的，要是答应了许世友要土葬，那就跟中央的号召对不上了；可要是不答应，又感觉有点儿不讲人情味。
邓小平深思熟虑后，在报告上简洁地写了八个字作为回复：“按这方法做，下次注意。”
10月26号，王震到了南京，带去了邓小平的话：“许世友同志，那可是个有特别性格、特别经历、特别大功劳的人。他这次要土葬，是毛主席当年定下的规矩，邓小平同志也批了，这事儿，真的是很特别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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